找九宮格會議【朱燕濤】朱子與武夷文廟

 

 

朱子與武夷文廟

作者:朱燕濤

來源:“朱子理學搖籃武夷山”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初九日丁卯

           耶穌2016年4月15日

 

 

 

武夷文廟遠眺(圖為1960年文廟景觀)

 

文廟俗稱孔子廟,唐貞觀后普及到全國郡縣。它在歷朝歷代的處所機構中居于至高無上的位置,其建筑也表征著一個處所的武功抽像。

 

由于武夷山(原崇安縣)在現代“為七閩戶牖,船車輻輳,冠瑜伽教室蓋相屬”(平易近國三十一年版《崇安縣新志》,下同),是以武夷文廟建設遭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特別是朱熹生前屢次垂顧武夷文廟并留下許多圣跡,逝后更贏得了“南邊孔子”盛譽并進祀孔廟,武夷文廟日舞蹈教室益榮耀,其建筑的體量與形制愈來愈宏敞、高舞蹈場地聳與華美。至清代“宏麗為閩北冠”“行道之人共享空間見宮墻之壯,輪奐之美,莫不肅然起敬。”即它的規模與優美水平,超過作為閩北府治的建甌文廟,成為孔教的南邊“麥加”。現在武夷山市當局年夜樓南側、崇圣祠東北片的參天古樟群,即是當年武夷文廟創建時植下的“孔林”,它們見證了武夷文廟近千年的輝煌與滄桑。

 

武夷文廟歷史長久,并與在武夷山生涯、講學、著作長達48年的朱熹結下不解之緣。“治聚會場地必有學,學必尊孔”。崇安設縣之初便設立學宮,供奉孔子。孺子進學必先拜孔圣,年齡開學及科舉應試的前后也必朝覲孔廟,這是我國綿延了千余年的尊師崇儒基礎禮儀。

 

 

 

一 文廟沿革與發展

 

武夷文廟“舊傳在晝錦坊,其地不成考。《舊志》云在興賢坊,營嶺之右(南),宋紹圣二年(1095)知縣王當(重)建。”營嶺即明天市當局及舊法院一帶,為舊崇安城內地輿上最焦點、地勢上最高廣的臺地,蒼生俗稱“年夜嶺頂”。當初的文廟年夜門朝南,建制有:“年夜成殿”祀奉孔孟等先圣,“兩廡”祀歷代先賢;年夜成殿后面建“立教堂”和“學宮”;東西建有四個齋樓和兩座庫房(躲書籍和存祭器);年夜成殿前是“欞星門”,欞星門外建有“興文祠”、“射圃”和“年夜觀亭”,面積十余畝。宋乾道三年(1167),知縣諸葛廷瑞在文廟“立二賢祠,祀趙清獻公、胡訂婚公,朱晦庵為之記。”即早在朱熹來武夷山之前,武夷文廟就有相當年夜的規模。

 

 

武夷文廟年夜成殿前的欞星門舊照

 

紹興十三年(1143)朱熹13歲,因父喪投崇安五夫里劉氏受養從學;17歲赴建州應試,中舉,次年登進士第。學齡內就到崇安的朱熹,屢次朝覲禮拜過縣治的孔廟。也許,其將孔孟思惟發揚光年夜的志向,要“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的幻想,就是在崇安文廟的孔子像前萌發與堅定的。乾道年間,朱熹學業精進,著作頗豐,已成為崇安有相當名看的人物。這時的知縣邀請朱熹為二賢祠作記,既順理成章,更恰當不過。二賢祠所祀小樹屋的趙清獻是在崇安任過知縣、后來與包拯齊名的年夜“贓官”;胡訂婚則是朱熹的師祖、人稱“武夷師長教師”的年夜理學家,朱熹理學思惟的構成深受他們陶冶,是以為二賢祠作記自當仁不讓。

 

十多年后的淳熙七年(1180),知縣趙彥繩再修學宮與學舍,“學宮舊無田,彥繩核發寺田二頃有奇,給資士之貧者”即收繳了城鄉多處廢寺田產歸學宮一切,創立“學田制”,用于維系學宮運營和資助貧困的老師及學生。朱熹很感動,再“為之記”《崇安縣學田記》表現贊賞。好像朱熹倡導“社倉法”,文廟設鄉賢祠與學田之舉,由于朱熹“記文”的影響,后來被各地文廟所效法并成為軌制。這些記文都照朱熹真跡刻成碑文,平易近國年間仍立于文廟內。是以,朱熹能夠在崇安“為往圣繼絕學”創立“后孔教學子主義”成為“南邊孔子”,與武夷文廟的淵源既深共享空間且長。

 

 

 

 

 

武夷文廟崇圣祠前的千年古樟

 

武夷文廟建筑龐年夜,并隨著朱熹后來位置的不斷晉陞而逐代升級。朱熹生前雖深受政治危害,但逝后8年即獲得平反。“嘉定二年(1209)詔賜遺表恩澤,謚文公,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1227)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1230)改徽國公。”“淳佑元年(1241)正月,從祀孔廟。”“淳佑六年(1246)御書朱熹《白鹿洞教條》頒行全國學宮立石。”能進孔廟與“至圣先師”同祀,所撰“學規”由天子親自書寫刻碑作為全國文廟讀書人的“憲法”,這是對朱熹莫年夜的確定與恩榮,天然也是崇安曠古首沾的宏大榮耀。這一榮耀的到來,啟動了武夷文廟的不斷升級擴容。

 

“景定二年(1261),知縣林天瑞復興學宮,建諸賢祠于內。”“咸淳元年(1265),知縣劉漢傳重建年夜成殿,易‘立教堂’為‘明倫堂’,東為景行祠。”進進元代,朱熹聲譽益彰,熊禾評道:“宇宙間三十六名山,私密空間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后千五百余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武夷文廟愈加獲得重視。“至元十六年(1279),知縣張茂績重建儒學。建禮殿,修講堂,構兩廡,設三門,先賢祠宇、諸生齋舍罔不具舉。”“至治二年(1322),劉源祖知縣事,甫下車,踵成前令修學宮,又建二坊跨沖通。左曰‘風化之源’,右曰‘品德之圃’。”“泰定四年(1327),張端本知縣事,增修縣學、鄉賢祠,又增廣祀田,皆捐俸,自為記。”“至正壬辰(1352),知縣彭廷堅重建。”這些建筑后來毀于元末兵災。

 

進進明代,朱元璋加倍推重朱學,稱頌朱熹“集群賢之年夜成,從祀全國之孔廟。其道學之高超,如星斗麗乎天。”并欽定朱熹《四書五經集注》等作為科舉取士之書,文廟進一個步驟復興。“洪武四年(1371),知縣徐德新重建。永樂十一年(1413)修葺。學門之內立先賢祠,祀忠顯、文靖、草堂、忠定、忠肅劉公,訂婚、靖肅、文忠、五峰胡公,微國文公,西山蔡公,忠獻苑公,清獻趙公,都官傅公,承議劉公,翊善翁公(此十六人均為崇安圣賢)。”“正統二年(1436),邑人胡安國、祭沈從祀孔廟。”“嘉靖四年(1525),知縣潘勖嘗立社學于四門,聚孺子之秀者,擇師訓之。朔看令詣學宮,講詩學,習揖讓,一時人才蔚起。”即,為滿足生齒發展對教導的需求,縣府在各城門方位設立講座場地了四個學宮“分校”,請專門老師授課,并于每月初一和十五派學宮教員往輔導詩書禮儀,很快就培養了良多人才。私密空間

 

武夷文廟屢毀屢建,清中后期定格了現在文廟遺址的最后規模會議室出租。文廟等現代建筑以土木為主,特別是在南邊雨侵火毀頻繁,常需修葺與重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武夷文廟進行了一次嚴重的改建與擴充:朝向由此前的南向改為東向,一方面是為更好地適應營嶺的地形,使它可以俯瞰崇安城內鄰居及環抱城廓的崇陽溪流;另一方面是面向太陽升起的處所及朱熹成長的五夫標的目的,意蘊更為深遠。它“中建文廟,擺佈為兩廡(供奉先儒、先賢),各九間,廡末二間左為祭器庫右為書籍庫。前為正舞蹈教室門,擺佈為翼門。又前為欞星門,皆琢石為之(今存立于市圖書館內)。廟左為明倫堂,堂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堂前擺佈廊各八間。左廊之左為啟圣祠(原為訂婚祠基)。廟之右為教諭、訓導署。欞星門前辟周道環于學宮,左轉北向以臨通衢為泮宮坊(現武裝部地位)。”隆慶二年教學(1568)知縣余乾貞“改建‘江南鄒魯坊’,規模宏麗,倍于昔焉。”隆慶五年(1571),知縣朱璉“飭學宮,崇前賢,為期日如後輩皆來教學場地會,以身教之,而文事復興。”(陳省《白文卿記略》)。明末,文廟又數度改建,年夜門曾改向北,并一度遷址于北門牛氏巷。進進清朝,尊孔達到歷史飛騰,朱熹位置與聲譽也上升到僅次于孔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朱熹由先儒升為先賢,配享年夜成殿列十二共享會議室哲。在“十二哲”中,只要朱熹一人不是孔後輩子,可謂殊榮之至。文廟是以被提出再次改擴建。“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知縣梅廷雋、教諭龔駿聲請于郡守張關翔鳳改建。今所中為年夜成殿,擺佈為廡,前為戟門,戟門之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外為欞星門。門外為黌墻。墻左為五賢祠。祠外稍轉近街為坊。匾曰:‘閩邦鄒魯’明董其昌筆也。殿之右為崇圣祠。祠右曠址深廣十余丈,留為學署,其前為明倫堂,堂匾及照壁篆刻圣經,皆朱晦翁書。擺佈翼以夾室,暫為教諭署。堂前擺佈為廊廡(學子讀書、考試用建筑),中為儀門,左為長生祠,右為地盤祠。前為泮池,池上為橋(狀元橋),橋前為年夜門。年夜門之外,右為忠義孝悌祠。旁辟為射圃,圃外建文昌閣,暫為訓導署。門教學場地額石刻‘義路’‘禮門’四字。……其制仍向東,蓋順地脈云。”“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知縣陸廷燦(茶圣陸羽裔孫,著有《續茶經》)完竣其事。”

 

歷時五年的浩蕩工程,獲得了來自各方的大力支撐。此中邑人“盧攀龍與彭六順同修永寧橋,工竣,剩巨木三百余,俱留為學宮之用。”乾隆五十二年(1787)高宗天舞蹈場地子為朱熹紫陽書院題“學達性天”匾,武夷文廟再受惠榮精工修葺。惋惜的是,這般浩蕩的宮殿建筑于嘉慶十二年(1807)七月毀于年夜火。

 

清后期,朝廷漸趨沒落,而崇安閩商突起,他們非常崇儒與熱衷公益。光緒五年(1879),鄉紳萬方昆等籌資復建文廟,在舊址“規復舊制而益拓年夜之。飛客流丹,壯麗甲于閩北。”光緒十年(1884)七月,明倫堂又被火毀,萬方昆重建。

 

 

 

武夷文廟內斗拱木構件及橫梁雕花

 

清末平易小樹屋近初,軍閥混戰,文廟掉修“丹碧剝落,殿廡半圮”。至平易近國二十八年(1939),國共一起配合抗日,崇安稍寧,縣長劉超然等組織專門委員會籌款,歷時兩年四個月對文廟進行整修,“規模如舊,輪奐一新”。但囿小樹屋于抗戰期間黨政機關驟增,辦公樓院不夠應用,經縣長“詳準”將明倫堂與崇圣祠整修作當局用房,擺佈廊廡改建為磚木結構廊式辦公樓。這一動作惹起了本縣人士的不滿,縣長于是“乃以年夜成殿后武夷小學地址(今市當局年夜樓東端)建築為崇圣祠,其規則始告完備云。”

 

二、文廟學制與朱子教導思惟

 

武夷文廟有教無類,被澤崇安莘莘學子在修齊治平中出類拔萃。文廟的重要效能是教化,特別是此中的學宮,也稱“儒學”、“郡學”或“縣學”,是一所“官辦學校”。武夷文廟秉承孔朱有教無類真諦,學宮實行半“義務教導”形式。《武夷山市志》載“縣學的設置,以官團舉辦為主,由官府拔給公田,讓學宮出租作為辦學之用。鄉紳也捐助一部門,或實物、谷物、銀錢、田產。縣學過往為崇安的最高學府,長官為教諭、訓導,明清時各一。學生經三年兩次的縣試,考中者錄取進學,稱生員。

 

明清縣學的生員有炊事津貼,成績一等前列者(稱廩膳生)才幹享用,普通為前20名(《崇安縣新志》載‘崇之取額每試取26名’)。清代廩膳生炊事津貼為年白銀7.2兩,但各地不所差別。生員學習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也學諸子百家、史志策論,詩詞歌賦等。由教諭、訓導按期講解。”

 

值得一提的是,“學田制”獲得朱熹確定與倡導后,之后的許多官員及鄉紳也向文廟捐助學田,為文廟普及教導供給了經濟保證。如“總督姚啟圣康熙二十一年,捐置學田計苗五十石,坐落城隅共二十三段一十九佃”等等。

 

由于武夷文廟長期努力“基礎教導”的推動及朱熹之后雨后春筍般的武夷山書院“高級教導”的促進,崇安人讀書窮理和學儒求仕蔚然成風,人才輩出,群英薈萃,“學術執全國盟主”。

 

清末平易近初,廢科舉,改學堂,朱敬熙、潘政明、萬鐘驥、丘戴等鄉紳及官員發起并籌資,在文廟內的明倫堂、景賢書院等場所先后創立了“崇安中西學堂”“異化兩等小學”“師范講習所”“縣立初級中學”“武夷小學”“清獻小學”等,為武夷山培養了第一批新學的學生,許多后來成為了社會的棟梁。崇安學風之盛和教導質量之高由此可見,武夷文廟對武夷山甚至全國歷史文明的1對1教學貢獻功不成沒。

 

據統計,唐垂拱年間(685-688)至清光緒十八年(1892)的1300年間,全縣中進士達248人,均勻5年中1人,此中南宋152年間中進士99人,均勻每5年3.26人。現代崇安縣生齒稀疏,假如按生齒比重計算,排名在閩北各縣中居第一。武夷山現代至平易近國所出人才并不限于科舉,學術品德凸起者及經商從政顯著者更不勝數,此中榮列進武夷文廟各殿堂祠廡的前賢、先賢、先儒和鄉賢等,以及獲得朝廷(中心)旌表褒獎的奸臣賢士義商儒將等等,達百余人之多,同樣地“宏麗為閩北冠”。

 

三、文廟留給武夷山的記憶

 

武夷文廟舊貌形勝,武夷山稍上年紀的蒼生仍記憶猶新如數家珍。據1939年就讀黃埔軍校途經武夷山并參觀過文廟及舊當局的、現年92歲的林振光師長教師介紹:文廟四至,東起橫街頭廣場的清獻河畔,西至今恒立小區東緣,北到現中山路界,南逾檔案館至舊法院一線,占地30多畝。

 

至上世紀70年月前,文廟基礎格式仍在,整體略呈“甲”字形,中軸線即“甲”字的一豎。多座建筑為飛檐翹角,雕梁畫棟,天井寬闊,布局規范,結構嚴謹,展現了傳統建筑古樸、凝重、雄渾的特有風姿,是舊崇安這座歷史文明名個人空間城上的一顆殘暴明珠。

 

站在橫街頭瞻仰文廟中軸線上依嶺坡而筑的陛道及建筑,莊嚴肅穆,氣勢逼人。營嶺東麓的文廟進口會議室出租(“甲”字收筆處),是一方用石柱和鐵鏈圈圍的矩形臺地,臺地用石板和卵石拼砌。過了臺地是一道坊門,坊門后是泮池與“狀元橋”(鉅細與崇圣池前的類似。在一個文廟中同時擁有兩個泮池及狀元橋,為其他縣級文廟少有;它們的給水排水系統至今也撲朔迷離)。過完橋,是數十級的陛階。陛階半坡擺佈各有一翹角小亭。至坡頂,是一副三層斗拱飛檐的壯美牌樓,上懸“閩邦鄒魯”與“仰之彌高”橫匾。牌樓是進進文廟中間建筑欞星門與年夜成殿的年夜門。門口是條從五賢祠(今武舞蹈場地裝部)方位橫折過來的年夜道。道旁立有齊眉高的石碑,上刻“文文官員至此下馬”年夜字。其余格式和建筑與縣志描寫年夜致雷同。幾處殿祠之間有波折的回廊建筑連接。

 

崇安束縛后,新政權接收并延用文廟內的舊當局辦公樓院。縣國民委員會成立后,“閩邦鄒魯”坊改革為當局年夜門,兩側修砌了帶牒齒的崗樓(如“崇安文廟年夜成殿前的“閩邦鄒魯”牌樓”圖);孔廟“年夜成殿”三字更換成了“文明宮”,殿前曠坪常用作群眾年夜會廣場。

 

 

 

武夷文廟崇圣祠前的牌樓(1950年改革作崇安縣國民委員會辦公樓院的年夜門)

 

文廟建筑是現代勞動國民聰明與心血的結晶講座場地,為了保護祖國文明遺產及紀念發生在文廟的反動活動,1959年崇安縣國民委員會公布文廟為崇安縣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福建省國民委員會以“閩北蘇維埃第四次工農兵代表年夜會會址(1933年3月5日)”名義,公布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有關部門曾撥款整修,并應用這些古建筑作為多個黨政部門辦公、會議、展覽和住宿用房,以及供開展各種群眾文明娛樂活動和會議室出租進行愛國主義教導與建設社會主義精力文明的場所。

 

但進進文革后,現代的和反動的文物均未獲得應有尊敬而掉修,年夜多數被以危房名義陸續拆毀。但文廟的基礎格式明天尚能澄清,仍有部門寶貴的遺存在默默地堅守著。如北宋植下今為武夷“樟樹王”為代表的“孔林”尚未被砍伐;臨街的一條莊嚴階陛、兩處的泮池及狀元橋、一副明代的青石透雕欞星門、五片宋明石碑(此中五賢祠內胡氏繪像碑四片和圣諭碑一片)、一幢崇圣祠(舊當局會堂)、半幢明倫堂(現當局食堂后舊機關幼兒園)、一口已封蓋上的五賢祠古井(武裝部停車場)、多堵由印有“文廟”字樣“定制磚”砌筑的高墻,以及散落廟園遺址各角落的柱礎石條,仍在向人們述說著它們所代表的“閩邦鄒魯”的曾經輝煌與滄桑。

 

 

 

武夷文廟欞星門

 

 

 

武夷文廟欞星門石雕

 舞蹈教室

武夷文廟遺存是作為世界文明遺產地的武夷山最珍貴的城市記憶。近年來,武夷山市委、市當局認真貫徹黨中心關于加強文明交流遺產保護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明的請求,依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公道應用,加強治理”的方針,結合福建省將朱子文明打形成福建第一文明brand的安排,在朱子誕辰交流885周年,修繕完成了文廟嚴重坍漏的崇圣祠與明倫堂。2015年8月,武夷文廟的崇圣祠與明倫堂兩古建筑初步修繕完工;9月14日,崇圣祠迎來了一尊孔子青銅泥像永遠進駐。2016年2月22日,武夷山市中小學師生代表在崇圣祠孔子銅像前舉行了武夷山束縛自以來首度的中小學開學敬孔儀式。3月22日,“武夷書院講壇▪明倫堂講座”開講。武夷文廟將成為武夷隱士平易近弘揚傳承中華傳統文明的主要場所。

 

 

 

初步修繕后崇圣祠遺址風貌

 

 

 

初步修繕后的崇圣祠

 

 

 

崇圣祠內孔子銅像

 

據悉,武夷山還將積極聽取社會賢達及蒼生的建議與呼聲,有步驟地修復文廟建筑,恢復相關文明內容,為傳承朱子“理行全國”未盡遺愿,重拾“道在武夷”的自負與榮耀。上述兩座文廟古建的修葺共享會議室與敬孔、講壇儀式的舉行,標志著“千載儒釋道”的武夷山,其數一數二的“儒”文明復興之路已莊重啟航。

 

 

 

在武夷文廟崇圣祠舉行春季敬師禮開筆式

 

 

 

在武夷文廟明倫堂舉行“武夷書院講壇▪明倫堂講座”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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